博鰲論壇期間，央視《面對面》欄目董倩專訪了林毅夫老師。以下為視頻和專訪全文。這個專訪不僅談到新質生產力之新與創新發展之道，還探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以及林毅夫老師觀察思考問題的幾個重要轉折點。

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如期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出席論壇並做了主題發言。

林毅夫：發展中國家應該團結一致，仍有困難，但是只要團結一致，我覺得這個目標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作為資深智庫專家，林毅夫已經連續多年參加博鰲亞洲論壇。

記者：你想利用論壇表達什麽觀點？

林毅夫：全球化，我想這是給發展中國家一個最大的機遇。我們不管面臨的條件，外界的環境是什麽，我們還是要積極地推動全球化，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好我們的工作、開放我們的經濟，中國的發展會給世界發展帶來機遇。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1952年出生於臺灣宜蘭，1979年從臺灣來到大陸，1982年，獲得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後，前往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成歸國後，長期在國內從事經濟學研究，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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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是參與和見證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程，所以我們不妨來通過你自己的經歷來觀察一下中國社會、中國經濟，我們這四十多年經歷了什麽？

林毅夫：在1978年年底，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其他發展中國家當時也都是在改革開放，面臨挑戰都是一樣的。當時要能夠前進是不容易的，因為你看其他國家，大部分在轉型過程當中，實際上比轉型前問題還多，所以沒有容易的時候。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因為只有發展創造了更多的資源，我們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才會越強。當然，我們發展了以後，必然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沒有一勞永逸的。在發展過程當中不斷技術創新、不斷產業升級來提高生產力水平。現在強調新質生產力，也就是在強調創新。

在林毅夫看來，創新是中國經濟實現長久發展的關鍵。近日，他與別人合著的《新質生產力：中國創新發展的著力點與內在邏輯》一書獲得出版，書中強調，中國經濟進入提質升級新階段，全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記者：如果站在這個新質生產力的角度，我們怎麽看整個社會應當作出什麽樣的準備？

林毅夫：那就必須不斷進行創新。創新有兩種方式，一個，我們還在屬於追趕階段的那一部分，其實一種創新的方式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但是我們未來越來越多的領域處在世界的前沿，我們就必須有原始的創新。在這個過程當中，每個地方都要結合實際，每個人都要充分發揮他的潛力，這樣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就會不斷提高，而且這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復製古董，因為不管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是新的。

林毅夫認為，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發展新質生產力將會為中國帶來強勁的增長潛力。

林毅夫：我們知道外國經濟也處於下滑的周期，所以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當然出口增長就會減緩，就會有下行的壓力。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傳統產業我們有不少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空間。你看，我們傳統產業的產業升級很快。在新的產業上面，現在美國下載最多的五個軟件當中，四個是中國企業擁有的軟件。在硬件方面，新能源汽車、太陽能板、鋰電池，這是我們的「新三樣」，那都是在新領域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競爭，我們勝出的。我想把這些優勢認識清楚，在克服困難當中前進，我相信中國還是跟過去十來年一樣，每年能夠對世界的經濟增長貢獻30%左右，中國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增長動力的來源，中國還是給世界提供最多機遇的地方。像特斯拉，它在美國發展了十幾年了，最高產量沒有達到三萬輛，然後這個公司瀕臨破產。2019年到我們上海來投資，一年工廠就建成了，第二年就生產48萬輛，然後讓特斯拉變成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公司，馬斯克變成世界首富，那就是因為我們產業配套齊全。所以在這種新的經濟領域，我們有這些方面的優勢。

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2023年，中國在45年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9%，經濟規模增加了47倍，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林毅夫多次公開表示，中國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林毅夫：我常講我不是樂觀，我是客觀。因為現在的理論絕大多數來自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條件跟我們不一樣，那麽在這種狀況之下，用現有的理論，尤其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中國，一般會比較悲觀。

林毅夫提倡從經濟現象出發，而非單純依賴理論，來觀察和總結經濟現象背後的因果關系，並提出合理有效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建議。

林毅夫：那1987年回國，當時我想把那些道理學會了，那就可以回來指點江山，正好碰到1988年通貨膨脹，18.5%的通貨膨脹，是我們建國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大家都在搶購，那我學到的理論不管哪個學派的理論，都認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有很大的沖動，想寫個報告，給有關領導講說有更好的辦法，按照西方的理論提高利率就解決問題了。

引發林毅夫深思的是，當時面對通貨膨脹的挑戰，我國政府多措並舉，采取了包括貨幣政策緊縮、信貸規模控製和價格改革在內的組合拳，從而使得通貨膨脹得以有效遏製。

林毅夫：後來仔細想一下，如果說我們用西方理論所講的提高利率的價格，那麽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就會虧損利潤，都倒閉、都應該關掉，可是這些企業能關嗎？因為當時城市裏面絕大多數人都在國有企業裏面工作，你把大部分的國有企業關掉，那就大量失業，就沒有社會穩定，而且當時的國有企業跟現在國有一樣，有很多是跟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那麽你能把電力全部關掉，電信全部關掉，那你經濟怎麽運轉呢？所以從那以後，我幡然醒悟，終於了解到任何理論都有它的暗含前提，而且理論都來自於經驗身上的總結。因此，這個理論它的暗含前提必然是跟這個經驗現象所產生的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文化緊密相關的。

記者：從那之後，你的理論怎麽和現實去匹配？

林毅夫：所以1988年以後，我基本上就沒用西方的那套理論來看中國，你拿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可以看到到處是問題，你可以指點江山。但是你如果用那個辦法、那個理論所建議的辦法作為政策、作為決策，不僅問題不能解決，可能把問題弄得更糟。所以從那以後，基本上我就開始倡導，應該用初生嬰兒的眼光來看世界，來看我們自己的國家。

從1987年開始的6年間，林毅夫任職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從事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工作，並逐漸開創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這個理論體系應該講起來，在1994年我出版《中國的奇跡》這本書就基本形成了，並且那本書對中國的發展、對中國的轉型做了很多的論斷和預測。比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15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會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到203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會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可是那時候大家看到中國的都是問題，所以對我們的論斷當時沒人相信，所以我的樂觀主義標簽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可是現在社會來看，我們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超過美國，2030年左右，中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會超過美國，那基本也是一個共識了。

1994年，林毅夫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自此與北大結下不解之緣，1995年，他為北大本科生開設的《中國經濟專題》大班課廣受歡迎，除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外，至今一直沒有中斷過。

記者：一個星期是幾節課？

林毅夫：一個星期上課一次，兩個小時。

記者：有多少人願意參與？

林毅夫：這個參與的學生很多，這個課500人的課，但是經常來的超過500個人。

記者：我看你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曾經講過，你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林毅夫：最好的時代，我常講我是鴉片戰爭以後的第六代知識分子，我覺得我們第六代知識分子跟前面五代知識分子比，是最幸運的一代。因為前面五代他們作出的努力比我們還大，但是看到的國家在國際上面的地位越來越低。只有到我們第六代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快速發展讓中國在國際地位上面不斷提升。我現在教的學生應該屬於第七代，那我相信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定會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宏偉目標的實現。

記者：現在我們多多少少能夠感受到年輕人出現了內卷，甚至有的說卷累了，我想躺平，怎麽讓有這樣心態的年輕人，能夠為未來做好準備？

林毅夫：有一次我上課，一個學生就問同樣的問題，說我們現在卷得非常厲害，然後大家都躺平了。可是我問他你沒躺平，你是站著問了，哪裏有躺平，你還是要爭取機會，你才有發問的機會，所以實際上沒有躺平，每個時代都是這樣的。我想時代是像一個巨輪不斷在往前進的，然後在這個往前進過程當中，總是要努力的，這個機遇會屬於做好準備的人，並且付出足夠努力的人。

如今，林毅夫身兼眾多社會職務，雖然已是70多歲高齡，他沒有任何停息，依然活躍在學術研究一線，從未停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

記者：在你成長和奮鬥的過程中，你卷過沒有？

林毅夫：我一直都很努力。

記者：你有沒有感到就是努力失望的時候?

林毅夫：我想這個最重要的就是問心無愧，我做出了足夠的努力，得到什麽，我們應該都很感謝。

林毅夫相信，未來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新一代年輕人將有更大作為。

記者：你覺得新的一代年輕人和你這一代人相比的話，他們的機會是更多了，還是更少了。

林毅夫：我想機會都一樣多，但是成就可能不一樣大。

記者：怎麽講？

林毅夫：隨著我們經濟地位的提升，世界經濟中心必然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我的學生這一輩就有可能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我相信在我們第七代、第八代的知識分子裏面，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者是拿到諾貝爾醫學獎、物理學獎，各種獎項的獲得者會更多的來自於中國。我想這是我們第七代、第八代知識分子，跟將來的知識分子有的機遇。

來源：央視新聞